任正非-成长历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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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  亿万富翁的父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?“华为”总裁任正非的这篇文章把我们带回那个苦难的年代,向我们呈现了任正非两代人历经生活煎熬的历史图景。
    爸爸任摩逊,尽职尽责一生,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。妈妈程远昭,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辈子的普通园丁。热血青年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,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。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,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,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,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。 
 
    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,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。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,也由于爸爸的执著要求,爸爸才读了书。爸爸在北平上大学期间,也是一个热血青年,参加学生运动,进行抗日演讲,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,还参加过共青团。由于爷爷、奶奶相继病逝,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,辍学回家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开始,全国掀起抗日高潮,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,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兵工厂做会计员。由于战争的逼近,工厂迁 到广西融水,后又迁到贵州桐梓。在广西融水期间,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,开了一个生活书店,卖革命书籍,又组织了一个“七·七”读书会,后来这个读书 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,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融水重写党史时,还把爸爸邀请过去。 

    爸爸这段历史成为他文革中受磨难的主要原因。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,而又积极宣传抗日,同意共产党的观点,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,为什么?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。在文革时期,如何解释得清楚。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,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。 
    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,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,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,取得信任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父亲终在1985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。

饥寒交迫
    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,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。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。 
    我们兄弟姐妹七个,加上父母共九人。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,毫无其他来源。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,儿女一天天在长大,衣服一天天在变短,而且都要读书,开支很大,每个学期每人交2~3元的学费,到交费时,妈妈每次都发愁。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,我家的困难就更大。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~5元钱度饥荒,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。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有穿过衬衣。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,我穿着厚厚的外衣,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,我不敢,因为我知道做不到。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,我真想哭,因为,我有了,弟妹们就会更难有。我家当时是2~3人合盖一条被,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。“文革”造反派抄家时,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、专科学校的校长家,不知有多富,结果都惊呆了。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,就更困难了,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、棉花票管制,最少的一年,每人只发0.5米布票。没有被单,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,洗干净,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。 
    父母的无私在那时的处境中可以明鉴。我那时十四五岁,是老大,其他一个比一个小,而且不懂事。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,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。爸爸 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,适当改善一下生活。而妈妈那么卑微,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,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、生活。煮饭、洗衣、修煤灶……什么都干,消耗这么大,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。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,控制所有人食欲的配给制,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。不是这样,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。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。 

    我高三快高考时,有时在家复习功课,实在饿得受不了,用米糠和菜合一下,烙着吃,被爸爸碰上几次,他心疼了。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,粮食用瓦缸装着,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,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。后三个月,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,要我安心复习功课,我能考上大学,小玉米饼功劳巨大。这个小小的玉米饼,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,我无以报答他们。 

雪上加霜
    父亲一生谨小慎微,自知地位不高,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,可在“文革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,他还是被揪出来,反动学术权威、走资派、历史有问题的人……万劫难逃。他最早被关进牛棚。 

   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,我扒火车回家。因为没有票,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 打,我说我补票也不行,硬把我推下火车。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,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,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,步行十几里回去。半夜回到家, 父母见我回来了,来不及心疼,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走,怕人知道,受牵连,影响我的前途。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,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。临走,父亲说了几 句话:“记住知识就是力量,别人不学,你要学,不要随大流。”“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。”背负着这种重托,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,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,学习了许多逻辑、哲学。还自学了三门外语,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。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,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,泥里水里,冰冷潮湿,他更需要鞋子。现在回忆起来,感觉自己太自私了。 

   “ 文革”中,我家的经济状况,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。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,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。而且各级 造反派层层加码,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。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,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沙子,修铁路抬土方……弟妹们在我结婚时, 凑份子送了我100元。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,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……挣来的。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,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 多,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,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取消,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。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 外,其他弟妹有些高中、初中、高小、初小都没读完,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,都是自学来的。

   “文革”对国家是一场灾难,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,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,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。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,但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,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。后来我入伍后,也是因为父亲问题,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。

苦尽甘来 
    1976年10月,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,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。我一下子成了奖励“暴发户”。 “文革”中,无论我如何努力,一切立功、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。在我领导的集体中,战士们立三等功、二等功、集体二等功,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,而惟有我这 个领导者,从未受过嘉奖。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,这也是对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生活翻了个个儿,因为我两次填补 过国家空白,又有技术发明创造,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,突然一下子“标兵、功臣……”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。我这人也热不起来,许多奖品都是 别人去代领回来的,我又分给了大家。 

    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,6000 人的代表中,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,我33 岁。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。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,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,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,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,并把他们 的调查结论,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。我终于入了党。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,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,挂在墙上,全家都引以自豪。 

徒留遗憾
    我父亲也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平反。由于那时百废待兴,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,提高高考的升学率,让他去做校长。“文革”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。他不计较升降,不计较得失,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,全身心地投进去了,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,升学率达到了90%多,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。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。他说,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,干了一点事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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